文｜明生
近期，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引发业界热议的同时，也再度激起公众对秦政权的兴趣。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王朝执政短暂，公元前207年被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败在后世长久的历史记忆中，更多地被赋予政治教训的意义。然而人们回顾秦史，往往都会追溯到秦人从立国走向强盛的历程，也会对秦文化的品质和特色有所思考。要想深入了解秦的历史与文化，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是绕不开的。
“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
王子今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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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剩余89%“僻陋之国，威动天下”
“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共计14种，历时6年编撰完成。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作者长期深耕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他们将时代要求与史家责任相结合，重视“多重证据”论证、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求更全面、真实地反映秦的历史与文化。
丛书分列秦的君主集权、官吏法、农业、战争、交通、疆域变迁等，对秦之所以兼并六国进行立体化研究，为读者认识秦的崛起与统一提供了全景式观察的生动画卷。其中，经济方面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秦人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史记》说秦人先祖柏翳“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秦人在周人称为“西垂”的地方崛起，最初在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活动，利用畜牧业经营能力方面的优势，成为周天子和东方各国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秦作为政治实体，在两周之际得到正式承认。
秦国力逐渐强盛，后来向东发展，在雍（今陕西凤翔）定都，成为西方诸侯国家，与东方列国发生外交和战争关系。雍城是生态条件十分适合农耕发展的富庶地区，与周人早期经营农耕、创造农业奇迹的所谓“周原膴膴”的中心地域东西相邻。因此许多学者将其归入广义“周原”的范围之内。秦国的经济进步，有利用“周余民”较成熟农耕经验的因素。秦穆公时代“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是以关中西部地区作为根据地实现的政治成功。
秦的政治中心，随着秦史的发展，呈现由西而东逐步转移的轨迹，即由“西垂”到汧渭之会、平阳、雍、咸阳。如果我们从生态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也可以获得新的有意义的发现。秦都由“西垂”东迁至咸阳的过程，是与秦“东略之世”国力不断壮大的历史同步的。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历史影响比较显著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它们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国”，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是《荀子》中所说的：“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五霸（伯）”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秦国国力发展态势之急进，对东方诸国有激励和带动的意义。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为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当。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了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管理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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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秦制影响世界
秦的统一，是中国史的大事件，也是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
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出现，也是推进政治史进程的重要发明。秦始皇时代实现了高度的集权。皇室、将相、后宫、富族，都无从侵犯或动摇皇帝的权威。执掌管理天下最高权力的，唯有皇帝。秦的统治未能长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独尊的制度，却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范式。秦政风格延续长久，对后世中国有长久的规范作用，也对东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响。
丛书认为，秦王朝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视的。秦时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长城工程、驰道工程、灵渠工程、阿房宫工程等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规划和组织，表现出经济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显示了相当高的行政效率。
当然，秦王朝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制度，在施行时各有得失。秦王朝经济管理的军事化体制，以极端苛急的政策倾向为特征，而不合理的以关中奴役关东的区域经济方针等方面的弊病，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秦王朝多以军人为吏，必然使各级行政机构都容易形成极权专制的特点，使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都具有军事化的形制，又使统一后不久即应结束的军事管制阶段无限延长，终于酿成暴政。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对后世有规定性的意义。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议以“秦文”为基点，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与“秦文”不一致的，通通予以废除，以完成文字的统一。丛书中《秦文字研究》一书从文化角度系统探讨了秦文字的发展过程，尤其是秦统一文字对中华民族最终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
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统一。在秦始皇出巡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实现同化的内容。比如琅琊刻石说“匡饬异俗”，之罘刻石说“黔首改化，远迩同度”，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齐统一；而强求民俗统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应当看到，秦王朝要实行的全面的“天下”“同度”，是以秦地形成的政治规范、法律制度、文化样式和民俗风格为基本模板的。
汉代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称中原人为“秦人”，汉简资料也可见“秦骑”称谓，说明秦文化对中土以外广大区域的影响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远方“秦人”称谓，是秦历史的文化纪念。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将东周时代的中国划分为７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关于其中的“秦文化圈”，论者写道：“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的西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兴起，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文化。虽与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点仍甚明显。”关于战国晚期至于秦汉时期的文化趋势，论者指出：“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
秦文化既有复杂的内涵，又有神奇的魅力。秦文化表现出由弱而强、由落后而先进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积极进取、推崇创新、重视实效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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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胜出密码
在对于秦文化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导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战国七雄的历史竞争中最终秦国取胜，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完成了“统一”这一历史进程？
秦统一的形势，翦伯赞说，“如暴风雷雨，闪击中原”，证明“任何主观的企图，都不足以倒转历史的车轮”。秦的“统一”，有的学者更愿意用“兼并”的说法。这一历史进程，后人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
其实，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原战国七雄统治的地域，亦包括对岭南的征服，桂林、南海、象郡的设立。考古学者基于岭南秦式墓葬发现，如广州淘金坑秦墓、华侨新村秦墓，广西灌阳、兴安、平乐秦墓等的判断，以为“说明了秦人足迹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区域内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两广秦墓当是和秦始皇统一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的历史背景有关”。
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正是自“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起始。而蒙恬经营北边，“却匈奴七百余里”。南海和北河方向的进取，使得秦帝国的国土规模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的总和。
对于秦能够实现统一的原因，历来多有学者讨论。有人认为，秦改革彻底，社会制度先进，是主要原因。李学勤指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
秦政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法家虽然经历汉初的“拨乱反正”受到清算，又经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受到正统意识形态压抑，但是由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可知，仍然有长久的历史影响和文化惯性。这说明中国政治史的回顾，有必要思考秦政的作用。
丛书认为，在总结秦统一原因时，应当重视《过秦论》“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说法。然而秦的统一，不仅仅是帝王的事业，也与秦国农民和士兵的历史表现有关，是各地万千士兵与民众的奋发努力促成了统一。秦国统治的地域，当时是最先进的农业区。直到秦王朝灭亡之后，人们依然肯定“秦富十倍天下”的地位。因农耕业成熟而形成的富足，也构成秦统一的物质实力。
当然，由于秦史与秦文化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同时由于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受到资料局限，作为对秦史与秦文化的系统性、全方位研究，还存在一些可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地方。例如对于对战国时期秦的基层社会治理、秦国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秦社会制度的两面性、秦二世而亡的制度性缺陷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秦史及秦文化的辩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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